功敗垂成的中德合作(之二)－S.Pz.Abt 502 E-COMPANY

1920年代的中德合作

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敗，失去了在中國的租界和殖民地。但是這也為德國改善中德關係減少了一個障礙。1920年，德國代表卜爾熙率代表團來中國，經過談判，雙方於1921年 5月20日簽訂了《中德協約》。這是中國近代對外關係史上少見的平等條約之一，因戰爭而中斷四年的中德關係得以恢復。

《凡爾賽條約》嚴重限制了德國的工業產出。它的陸軍數量被鎖定於10萬人，軍用製品也大幅地減少。但是，條約沒有減低德國在軍事革新的地位，很多工業企業仍保留機械和科技去製造軍用硬體。因此，為突破條約的規限，這些工業巨頭和外國商界組成聯盟，例如與蘇聯和阿根廷，合法地製造和銷售武器。

袁世凱稱帝失敗後，國家陷入內戰，不同軍閥之間互相競爭去奪取最高權力。因此，很多德國武器生產者開始著眼於和中國重新建立商業連繫去打入中國龐大的武器和軍用物資市場。

在廣州的國民政府同樣在尋求德國的支援，曾在德國留學的朱家驊為此表現得極為出色，從1926年至1944年間幾乎所有的中德合約都經過他手。除了德國的技術外，還有其他幾個原因令德國成為中國對外合作的首選。首先德國在一戰以後對國外殖民地完全失去了影響力，因此對中國沒有一種帝國主義式的興趣，例如1925年－1926年中國發生的排外行動主要是對準英國。另外不像蘇聯（蘇聯曾經幫助中國國民黨重組並扶植中國共產黨），德國對中國沒有政治上的興趣，雙方的政府因此不會有正面衝突。與此同時，蔣中正認為德國歷史有許多地方值得中國仿效，即德國統一可以成為蔣中正本身統一中國的範本。因此中國認為德國將是其「國際化發展」的首選支援。

1926年，朱家驊邀請馬克斯·鮑爾（Max Bauer）上校來華評估投資可能性，次年鮑爾抵達廣州並被任命為蔣介石的顧問。1928年，鮑爾返回德國並為中國的「重建」努力促成了一些適當的工業接觸，同時開始為在南京的蔣中正招募一些長期顧問，多達顧問四十餘人，曾參與1929年中央對桂軍之戰。^[9]不管怎麼說，鮑爾的努力並非完全成功，許多德國工業企業對於中國不穩定的政治局面仍抱疑慮，另外鮑爾本身曾參與1920年的卡普政變而被放逐。除此以外，凡爾賽和約規定德國不能直接對軍工企業投資也是極大的限制。鮑爾後來再次回到中國，但七個月後罹患天花而去世，葬於上海。^[4]鮑爾在中國的短時間工作為以後中德合作奠定了基礎，他向國民黨政府提出了對工業和軍隊的現代化。他同時建議裁減軍隊以建立一支小型但精銳的軍隊，並支持中國敞開市場以刺激德國的生產和出口。

鮑爾死後，由佛采爾（Gearg Wetzell）將軍繼任顧問團團長，曾參與國民政府在中原大戰時的戰略策劃。

1930年代的中德合作

在1930年，中國是德國在遠東最大的貿易夥伴。當年德國與中國的貿易額為3.475億帝國馬克，而同日本的貿易額為2.34億帝國馬克。^[11]。 德國的油脂工業原料幾乎完全依賴東北的大豆出口，德國工業對於中國出產的鎢砂、銻、錳、錫、豬鬃和桐油也有大量需求。

1933年，因大蕭條的影響，中德貿易比1930年和1932年略有下降^[12]。雖然此一時期中國的工業化進程由於各個利益集團的衝突而陷於困頓，但是德國的工業界、進出口商和國防軍都想從中國工業的發展中獲得利益。

直到九一八事變前，中國工業化的進展並不順利。九一八事變讓滿洲變成了日本的傀儡國，並直接導致中國的工業政策重心朝向以抵抗日本侵略為目的的軍事和軍備工業發展。它刺激中國經濟走上一條以國防為中心的發展路線，鞏固了蔣介石在中國的統治地位，加速了中國的工業化進程。

中國代表團正在檢查一架容克 Ju-52運輸機，1933年。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德國魏瑪共和國吸取當年三國干涉還遼導致德日關係惡化的教訓，以及凡爾賽和約中關於禁止德國參加解決國際問題的條款，對中日衝突採取中立的政策。其基本立場是，中日爭端應該在華盛頓會議及《九國公約》的框架內解決。但是德國軍事顧問在中國的存在不可避免地遭到日本指責。

滿洲國成立後，日本駐德大使小幡酉吉多次拜訪德國外交部，尋求建立在滿洲的合作關係。由於德國對滿洲大豆的需求依然非常迫切，因此採取了與日本合作的態度，與滿洲國政府簽訂了有關工業品和大豆貿易的德滿協定，違反了國際聯盟有關「國聯成員國不得承認滿洲政權」的規定，從而惡化了中德關係。

1933年，納粹黨掌權，使中德政策走向變得清晰。在納粹黨得到權力前，德國對中國的外交政策頗為矛盾。魏瑪共和國的外交部長曾敦促德國應在東亞政策上保持中立，不鼓勵國家官員和工業家一同直接參與和中國政府的事務上，負責德國出入口的部門也憂慮這會把它們作為賺取厚利的中間人角色中剔出。另一方面，新政府的戰時經濟政策要求徹底動員全社會，並儲存原材料，特別是軍用物資——例如鎢砂和銻——這些都是當時中國能大量提供的原材料。德國軍工業對鎢砂的需要尤其迫切，因此，由那時開始，獲得中國的原材料就成為德國對中國的外交政策一項主要的因素。

1933年5月間，漢斯·馮·塞克特將軍到達上海，擔任國民政府的資深顧問，為經濟和軍事發展提供建議。同年6月，他在給蔣介石的《給元帥的備忘錄》（Denkschrift für Marschall, memo for marshal）中描繪了他對中國工業化和軍事化規劃的大綱。他反對中國傳統的大型低素質武裝力量，強調規模較小但是機動能力強、裝備精良的武裝力量。此外，他還提出這支軍隊是「統治的基礎」，以及軍隊的戰鬥力在於素質的優越，素質的優越來源於優秀的軍官團。^[13]為了實現他所提出的框架，馮·塞克特建議中國的武裝力量必須統一訓練，聽從於蔣中正的號令，整個軍事系統必須成為中央集權金字塔的基石。為了達到這個目標，馮·塞克特提議仿照威瑪共和陸軍的架構成立「教導總隊」，這些被嚴格挑選且直屬於中央管轄的精英部隊成員的使命是接受專業的訓練，再將這種訓練和職業軍人的素質帶到其它團隊

武器彈藥不可能永遠依賴於進口。在德國的幫助下，中國開始建立自己的現代國防工業。在這期間，中德兩國的工業產業被有效的組織起來，在中央集權管理下，工業化的效率大大提高。1934年1月，德國通過「工業產品商貿公司」，也稱合步樓公司（HAPRO，全名為 Handelsgesellschaft für industrielle Produkte），將資金、技術與生產設備轉移到中國來投資。^[4]這實際上是以私有公司的外殼來避免其它國家的異議。

1934年8月23日，中國財政部長孔祥熙與合步樓公司在廬山的牯嶺簽訂了《中德原材料及農產品與工業及其他產品互換條約》，又稱「合步樓條約」，中國開始用鎢砂、錳砂等戰略性原料和農產品換取德國的工業產品，尤其是軍需品。這個完全平等，雙方享有相同的權利的易貨貿易條約為中德雙方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對中國而言，它解決了因內戰和巨大預算赤字導致的無法向國際貸款的困境，不僅促進了中國的工業發展，也給中國軍隊的革新提供了巨大的幫助；對德國而言，條約簽署後，中國向德國提供的原材料滿足了德國的部分需求，使德國幾乎不用在國際原材料市場為收購戰略物資耗費巨額外匯。

這是一架亨克爾廠He 111A轟炸機，是德國空軍拒絕接收之後，賣給中國的8架同型機之一。

義大利顧問司特凡尼（Stefani）對擔任國民政府的軍事總顧問一職嚮往已久，他也曾參與國民政府的經濟建設，並締結了一份類似於合步樓條約的中意貿易協定。但是由於在義大利國內的影響範圍有限，司特凡尼最終沒能成為國民政府總顧問。在完成了這個中德合作史上里程碑式的條約後，馮·塞克特將軍推薦亞力山大·馮·法肯豪森將軍擔任他的繼任者，並於1935年3月返回德國。馮·塞克特將軍於1936年 12月27日去世。

德國與中國的工業現代化

1936年，中國只有約10,000英里的鐵路網，遠遠少於孫中山先生認為在現代化的中國所應該擁有的100,000英里。再者，半數鐵路網都位於東部和北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期已落入日軍手上。中國鐵路現代化步伐緩慢的原因是列強之間在華在利益沖突，好像1920年英、法、美、日銀行家在華利益的新四強公會。公會的目標在於平衡外國在華投資，四國中任何一國在對華提供信用擔保以興建鐵路前必須得到所有成員國一致同意。此外，其他國家由於經濟大蕭條的緣故，對華投資變得猶豫不決。

駐德大使蔣作賓和隨從在參觀一間德國工廠，1928年。

派往德國學習機械的中國留學生，1934年。

儘管如此，一系列中德在1934年－1936年的協議大大加快了中國的鐵路建設，在南昌、浙江和貴州之間都建有路軌。鐵路得以加快發展在於德國急需有效率的運輸工具去讓中國出口原材料和鐵路線正正符合中國政府對建設長江中南部省份成為工業重鎮的要求。再者，這些鐵路有軍事用途。舉例來說，浙贛鐵路的建造能刺激下游長江三角洲的軍用運輸，即使上海和南京淪陷。另一個和它相似的是粵漢鐵路網，為東部沿海和華中地區提供交通連接。這些鐵路在抗日戰爭早期證明了它的功用。

最重要的中德工業合作計劃是1936年的三年計劃，這個計劃由中國政府的資源委員會與德國的合步樓公司共同負責。計劃的主旨是在短期內建設一個工業基地以抗衡日本，長期目標則是在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建設一個工業中心地帶，以供長期的工業發展。

三年計劃有幾個基本組成部分，例如對鎢和銻全部有關業務的專管，在湖北、湖南和四川等地建設17座工廠，包括鋼鐵、燃料（煤礦和油礦）、機械、電力、化工等重工業廠礦和發電廠。正如1934年簽訂的以貨易貨協定中勾畫的大綱所顯示的，中國通過提供稀有礦產換取德國的技術和裝備來實現這些計劃。過高的成本部分地因在1932年至1936年間鎢的價格翻倍而抵消。

1936年4月8日，合步樓公司合伙人將其股份轉讓給德國國防部，從而由軍方背景的私營公司變為國營公司。當天，中華民國代表顧振與德國經濟部長沙赫特簽訂了《合步樓條約》的補充協定——《德華信用借款合同》，由德國政府向中國政府提供1億帝國馬克的無限期周轉貸款，此外，德國向中國的出口物資將由德國國防部提供給中國的1億馬克信貸實行現金交易。蔣介石、孔祥熙為此與希特勒、沙赫特互致賀電，標志著中德關係進入了「蜜月時期」。